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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武帝的文化功绩

作者:聂劭谦 浏览:11768 发表时间:2017-09-07 00:00:00 来源:丹阳图书馆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丹阳)人。其做为一代开国皇帝,在政治上或许并不很高明,晚年还较为昏庸,以至身死国破,令后人引以为鉴。但是,梁武帝在我国文化史上却有重要的地步,影响颇大。

    所谓时势造英雄,梁武帝的成就也缘于当时的客观需要。原来我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由先秦“百家争鸣”至汉武帝纳董仲舒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定于一尊。但实际上所谓的“儒家”,又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两者之中又因“家法”、“师法”不同划分为不同的派别,互为攻讦。到汉末魏晋之际,无论经今古文都出现弊病,开始式微,于是“玄学”兴起,欲绞儒学之弊,大倡老庄道家之学。这些玄学家也和汉代儒师一样分为不同派别。如王弼,何晏的“正始玄学”;嵇康、阮藉的“异端玄学”和向秀,郭象欲调合两家之说,虽同称“玄学”然亦主张各殊。东晋之后,外来佛教经典翻译日广,佛学大兴。一些僧人借助于老庄和玄学以阐释佛理;一些清淡名士则与僧侣为友,援佛入玄。甚至像慧远这样的僧人也兼治儒家的礼学。于是,儒释道三家互为驳诘又互有渗透,因此出现了思想学术方面的大融合和大变化时代。梁武帝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对这种学术进行了总结。他这种总结,不但影响了南朝,而且为唐代《五经正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三教”(儒释道)统一于唐,而其基则奠于梁武帝。

    历来的论者往往将梁武帝在文化方面的功绩和他政治上的过失相联系。如《南史•梁本纪》中“论曰”,在肯定他提倡学术,“自汇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之后,又说:“然先五文武逆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这种看法似乎是当时不少人的观点。《南史•隐逸•陶弘景传》载有一首梁武帝的讨“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后人解为当时“人士竟谈玄理,不习武事”。如此说话则过于苛刻,陶弘景卒于大同二年(536),这时梁魏间战争未止,从大通后期到大同初年,虽无很大战役,梁朝将领送元氏子孙入北为主的事还是不少,说明梁武帝并未“偃武修文”。问题似乎只在于他并未大举北伐,而北方亦未大举南侵。在此之前像大通二年(528)命陈庆之率军北伐,送元颢入洛之役,只给陈庆之五千兵力,且无后续部队。当陈攻入洛阳,尔朱荣率大兵反攻时,梁朝竟无一兵卒增援,坐观陈兵败,化装南逃。这说明梁武帝虽一再以“大通”、“大同”、“太清”为年号,似乎大有北定中原之意,而实际上并无意付诸行动。这也是有原因的。自武帝即位以来,确曾大举伐魏,但由于所任非人,屡次遭受重大挫折,军力大损,已无实力再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的提倡学术,恐怕即想转移策略,争取北方士大夫和一部分汉化了的鲜卑人,妄“兵不血刃”以达其目的。这一点,东魏方面的高欢就看得很清楚。《北齐书•杜弼传》载,杜弼曾向高欢建议制止东魏诸武臣的贪虐,高欢说这样做会触怒诸将投靠西魏的宇文泰;同时他又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他甚至担心,“士子悉奔萧衍”。可见梁武帝的提倡,还是有一定政治作用的。

    梁武帝在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制定“五礼”。据唐杜佑《通典》记载,自汉以来,除汉初叔孙通制定朝仪以外,通行的礼制皆遵古代的《因礼》和《仪礼》。汉以后,“魏以王粲、卫觊集创朝议,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虽缀时礼,不足相变。吴则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先、许慈草建时制。晋初以荀顗、郑冲典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未成,属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其遗文也。汇左刁协、荀崧补缉旧文,蔡谟又踵修缀。宋初因循前史,并不重述。齐武帝永明二年,诏尚书令王俭制定王礼。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瑒,嘉礼则司马褧。又命沈约、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参会其事”(《通典•礼》)。《梁书•徐勉传》载有主持其事的徐勉在普通六年所上的章表,说到:“《嘉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礼仪注》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凶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徐勉称颂五礼的制定是“洪规盛范,冠绝百王,茂实英声,方垂千载”。在当时的社会里制定这样大部的礼制,要聚集多少儒生,耗费多长时日,但就是这样的大工程,即使在两汉和晋初的承平之世也鲜能完成却在南北朝的乱世由梁武帝完成了,足见其对文化的重视。同时,“五礼”的制定对于由战乱和玄学,佛学攻击所造成的儒家礼制的混乱衰微局面得到了改善,巩固了封建的统治秩序,保存了古代文明;也使儒家礼仪规范得到损易变化,合于当时之世,具备了新的生命;而更为重要的是与北朝少数民族野蛮残暴统治形成了对比,使人看到当时汉族文明的先进和温和,在那个战乱的时代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除了制定“五礼”外,他还对儒家的经典和《老子》作了许多阐释。据《梁书•武帝纪》下说到的武帝著述有:“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天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梁武帝还善于书法、弈棋、骑射甚至阴阳术数,可谓“全才”。和历史上任一学术大师相比,皆不遑多让。除了他自己著述之外,他还置五经博士,设立士林馆等“五馆”,对学术的发展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当时的情况下,“南朝经学,本不如北”,但史学家却认为“惟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儒学稍盛”(《廿二史劄记》赵翼)。这些都是梁武帝的功绩。

    梁武帝编纂《通史》六百卷,应该说对史学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历代的“正史”自班固《汉书》以来,都是一个朝代一部史书。这种方法有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内容不免重复,如《后汉书》有董卓、袁绍诸人传,而《三国志》也有;另一方面,则有时不免有遗漏,如西汉末的严遵(君平),在学术界有重要地位,而在《汉书》和《后汉书》中均未立传;更容易有重复与疏漏的则为“志”部分,如唐修《晋书》,“志”的部分多采沈约《宋书》,内容雷同者更多。通代的历史还较能避免后代修前代之史于易代之际多有忌讳之弊,且一代一史容易割断历史,不如通史来的系统。梁武帝的《通史》虽散佚,但他这种思想和尝试无疑是有益的,后代宋代郑樵之作《通志》,可能从他那得到启发。

    在佛学方面,梁武帝的作用亦不少。他对佛学中的《般若》、《涅槃》等经,都有较深的研究,《梁书•武帝纪》说他“听览馀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最推重的名僧是僧旻和法云。僧旻曾奉命注《般若经》,在惠轮殿讲《胜鬘经》,后又在庄严寺讲《十地经》。法云亦奉命撰《成实义疏》、注《大品》,主持对范缜《神灭论》的驳难。梁武帝对佛教的提倡虽有佞佛之嫌,但其对于佛学本身的深入研究,则对学术有重要推动作用。另外,他作《断酒肉文》,开汉传佛教僧侣不吃酒肉先河,促进了佛教汉化。

    梁武帝对书学也有提倡之功。他即位之后,正本清源,纠正当时人们学书“爱附近习”的风气,达到返璞归真,号召人们学习魏晋时代钟繇、王羲之等的书法,发扬传统。他还从内府收藏的王羲之真迹中拣出一千字,每字一纸,打散之后交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成韵语以资推广。这就是有名的《千字文》,它成为后世童蒙习字认字的重要启蒙书籍,而梁武帝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书法集字帖者。他同时对钟繇书法也进行了研究,写出《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引起后人对钟繇的重视。另外,广泛收集历代书画,认真考证鉴别,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他还提倡书学理论,亲自撰写《古今书人优劣评》等评论文章,推动书学理论的发展,提高了书艺水平。梁武帝对书学的贡献,为日后全面鼎盛的唐代书法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还负有辞名,颇具文学才华,对文学贡献亦有可论,故作者意另拟一文专做评论,故于此处不多赘述。

    可以说,梁武帝在文化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封建社会众多帝王中可算是“文治赫赫”了,而其在南北朝动荡的局势中,以偏安之势很好地继承和保护了先秦汉魏的传统华夏文化,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隋唐文化的复兴和繁荣打下了基础,这一点,是任何炎黄子孙都不能忽视和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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