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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出翰藻归——《昭明文选》导读

作者:邵晓阳 浏览:7736 发表时间:2017-07-26 00:00:00 来源:丹阳图书馆

引  言

    诗圣杜甫在儿子宗武过生日时,写下了一首诗《宗武生日》,诗中谆谆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宋朝时又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时,读得最熟的文集是《文选》。许多篇章,他都可以背诵。1949年后,毛泽东都多次要过《文选》。外出前,指定带走的书籍中,也有《文选》。毛泽东批注过《文选》有三个版本,在一部李善注解本的封面上,他用刚劲的笔触写了“好文宜读”四个大字。晚年他让工作人员将文选的著名篇章排成了大字,经常读,有时还背诵,甚至病中也常读不辍。这里所说的《文选》就是被古代知识分子倍加推崇、视为必修课本的典籍——《昭明文选》。


    第一节   《文选》体例及其编纂者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并替它写了序。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原书共30卷,体系庞大,选文丰富。其中选取的作品,从所选作品的创作时代上说,上起先秦,下迄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以前,所选作家,包括屈原、贾谊、司马迁、班固、杨雄、司马相如、左思、张衡、曹操、曹植、刘帧、王粲、陆机、谢灵运、江淹、潘岳、陶潜、以至任儿、沈约等共计129位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另外还有很多佚名作家的作品;从文章分体上说,选取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讳、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计38类文体。全书共收入文章480篇,诗歌700多首。从现代观点来看,这些诗文大致包括了诗歌、辞赋和杂文三大类作品。其中赋又有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诗歌又有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种体例编排,反映了编者关于文体源流及其辨析方面的见解,同时存在着过于琐碎的毛病。

    萧统(501—531),字德施,公元501年生于襄阳。他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两岁时册封为太子。《南史》卷53中记载,“太子生而聪明,三岁爱《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八岁时“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萧统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他十六岁时,母亲病重,他就从东宫搬到永福省他母亲的住处,朝夕侍疾,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悲切欲绝,饮食俱废。他父亲几次下旨劝逼,才勉强进食,但仍只肯吃水果、肉食。他本来身材健壮,等守丧出服后已变得羸瘦不堪,官民们看了,无不感动落泪。萧统极富于同情心。他12岁时,去观看审判犯人,他仔细研究案卷之后,说:“这人的过,情有可原,我来判决可以吗?”刑官答应了,于是他就作了从轻的判决。事后,刑官向梁武帝萧衍汇报了情况,萧衍听了连连点头微笑,对儿子的宽厚表示嘉许。以至于以后大臣们想从宽处理某人时就故意拉上萧统,让他来判决。梁普通年间,由于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命令东宫的人员减衣缩食,每逢雨雪天寒,就派人把省下来的衣食拿去救济难民。他在主管军服事务时,每年都要多做三千件衣服,冬天分发给贫民。正因为萧统太子具有这些高尚的品质,才赢得了当世和后世人普遍爱戴和尊敬。

    萧统酷爱读书,记忆力极强。他的东宫里藏书近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他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因而他虽年龄不大,却博览群书,学贯古今。他更喜欢“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所以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学习之余,他就从事文章著述。他治学严谨刻苦,无论冬夏,笔耕不辍。

    萧统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和鉴赏能力,他的著作有《文集》20卷,典诰类的《正序》10卷,五言诗《英华集》20卷。可惜这位英华绝代的太子,在公元531年3月游园时,乘船去采摘芙蓉花,不幸掉入湖中,摔伤了胯骨,又耽误了治疗,病情恶化而死去,终年31岁。


    第二节   《文选》产生的历史背景

    《昭明文选》的产生有它肥沃的社会土壤。

    首先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儒家传统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再加上佛学的传入,道家思想又蓬勃兴起,社会思想空前解放,文人们冲破了汉儒那种“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以极高的热情去抒写情性,反映社会,歌咏自然。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开创了文学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在“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情况下,这些作品难免良莠不齐,大量杂芜糟粕之作流传社会,给后人学习借鉴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有识之上去对这些作品进行一番甄别筛选工作,以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可以说《昭明文选》正是应这种社会要求而产生的。

    其次,《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文艺理论的指导。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各种学说纷纷建立,从建安文学开始,文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再认识。曹丕的《典论•论文》第一次把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分划开来,并把它们的价值等同并提,使文学作品摆脱了经学附庸的从属地位。曹丕还提出了“文章本同而末异”的学术思想,开始了对文体特征的深入研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涌现出刘勰、钟嵘、陆机等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大师,他们对前人的创作进行了系统地归纳、评述、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辩和理论阐释、总结了文学的各种规律,把古代文艺理论推向了高潮。这时的文论家们对文体的认识更加明确,他们从“文”与“质”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把文章分成“文”与“笔”两大类。虽然他们各人的分法有所出入,但大体上都把诗、赋、骚、散文等叙事抒情类文章称为“文”,大致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把思想哲学著作、史实记载等称为“笔”,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论著和应用文章。

    《昭明文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已经高度地关注文学作品,是那个时期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高度发达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对以往的文学作品自觉的筛选,对文学精品进行自觉的保护和宣传的活动,同时选文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批评。它通过对前人文学作品的选拣取舍,体现出了选家对作家创作成就的评价,也体现了选家自已的文学观点和思想倾向,是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风貌和欣赏风尚的总结,对保存古籍文化和向读者推荐前人的优秀作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行这样的评选和整理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节   《文选》的选录标准

    从《昭明文选》所选作品来看,萧统已注意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联系,他把经书、子书和文学作品区别开来,大胆地将“非文学”排除在选文之外;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由“质”趋“文”的道理,对文章各体的变迁,也能条其源流,因而他的选文标准强调“文质并重”,即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要达到完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不可避免地受了南北朝时期讲求艺术形式美的风尚的影响,偏爱辞采文华,所以《昭明文选》入选的文章大多追求辞藻,选录标准也有些狭隘,很多好诗因文质朴而没有入选。

    在《文选》序中,萧统表明了他的选录标准,总原则是要求入选的作品必须“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对他的具体选文标准,我们可以概括为几点:(一)经书不选;(二)诸子不选;(三)繁博的记言文不选;(四)记事的传记不选;(五)文集增多了,取舍必须从严;(六)史书里可选的只有赞、论、叙、述。另外还有一个指导性原则是详近略远,但生人不选。

    “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是萧统对文学作品的总要求,包括文章结构、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关系两方面内容。他认为“沉思”(精心结构)是“事”(指写作活动和写成的文章)的必须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义”(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必须依赖“翰藻”(如实准确、富于文采的生动语言)体现出来。在艺术形式上,尤注重骈俪、华藻。

    基于这种原则,书中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所选多大家之作,时代愈近入选愈多。其中以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占有相当比重,诗歌则多选对偶严谨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陶渊明等人平易自然之作则入选较少。《昭明文选》中,“经”“子”“史”(赞论等除外)不选,主要是因为它们“翰藻”不足,另外也因为经书是神圣的著作,不敢筛选,“子”是诸子百家论述哲学思想的文章,并不以“文”为目的,而“史”又是以纪事为务、目的是“褒贬事非,纪别异同”,和文学作品不是一回事。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萧统的文学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陶渊明的8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18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


    第四节   《文选》的价值和影响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

    《文选》作为一部诗文选集,其所录的作品,上自先秦下迄齐梁,除无名氏外,共有一百二十三家,七百篇。时间、空间的跨度都是很大的。《文选》是在当时文学风尚的支配下,适应社会的需要而编选的一部诗文选集,它大体包罗了从先秦以来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这就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特别是一些先秦、汉魏的作品,是靠《文选》的收录才得以流传至今的。这是《文选》最重要的价值。

    其次,《昭明文选》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文选》作为一定时期的诗文载体,还从三个方面对后人产生影响。一是选取的作品也较为精当,有了完整的选本作为文学的具体标本,为后人学习文学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他对“文”类和“笔”类文章的区别和选录,从感性的角度配合了刘勰、钟嵘等人的文艺理论,帮助人们对文学本质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他的选文“文质相称”,提倡文学思想性与形式美并重,对后世人的创作有指导意义,促进了文学创作。三是由于《文选》动态地展现了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了文学观念的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后人对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另一方面是《文选》是通过选录来表示对文章的评价,因此凡《文选》选录的作家和作品,后边的研究者都不能不给以足够的注意,而没有入选的作家和作品,就容易被忽视乃至湮灭,这种导向作用也是很大的。

    最后,《文选》还为整理文学古籍提供了资料。《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编纂者所见的古本,有不少与今本有差异,还有不少今天已亡佚了,因此,《文选》所保存的古本原貌,可以供我们整理文学古籍时参考。

    但是,《昭明文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它的评选标准还不够科学,把经、子、史中的许多具有文艺性的作品排除在外、两汉、南北朝时期的很多优秀的乐府诗和优秀的文人作品也因质朴没有入选,而铺张扬厉的汉赋和南北朝时期讲求辞藻的闲适诗文则选得过多。而且分类过细,不免繁琐。再说,萧统对文章的认识,与现代人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也有些距离,他所指的“义”的含义比较宽泛,与现在的“意义”有所不同,而“形式”的含义则比较狭窄,主要指辞藻、对偶和声律等等,所以我们阅读时应予以鉴别。

从选录的技术角度来说,《文选》也存在缺陷。书中入选了一些伪作,例如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南朝宋人颜延之已经怀疑,刘知几、苏轼决其为赝品,至近代而成定论;孔安国《尚书序》同样也出于晋人的伪造。同时,书中还有不少误标序文以及误标题目的情况,前者如汉武帝《秋风辞》、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等,题下注明“并序”,实则序文显系史传文字;后者如刘峻《重答刘秣陵诏书》并非答书的原文,陆机、陆云各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李善在注释中就已指出顾彦先应是全彦先,而且除了1首以外,其他3首均为拟妇答夫的语气。此外,还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当等等,也是这个选本的不足之处。

    尽管这样,《昭明文选》一问世,就受到了古代文人的高度注视,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诂、评论更难数计。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註》。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註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註文选》。20世纪后半世纪,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选学”研究日渐繁荣;更令人兴奋的是海外“选学”研究的兴起,如日本、韩国、美国等。日本学者在60年代提出“新选学”,以《文选》的编者、编纂目的、编辑体例、选录标准为主要研究内容。当代的《文选》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前人。


    作者简介:邵晓阳,本会会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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