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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和他的《高僧传》

作者:陈智勇 浏览:11 发表时间:2016-10-20 00:00:00 来源:丹阳图书馆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约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时开始便逐渐传入了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中国的玄学结合起来,梁武帝将释、道、儒三教合一,才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传播。因此,佛教对当时,尤对齐、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哲学思想领域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

    从现在有关的史料中可查寻到齐、梁间以佛寺名僧为题材的许多典籍,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下列五种:

1、《僧史》齐王巾撰,十卷;

2、《名僧传》梁释宝唱撰,《隋志•经籍二》著录为三十卷;

3、《高僧传》梁释慧皎撰,《隋志•经籍二》著录为十四卷,误题为“释僧祐”撰;

4、《众僧传》梁裴子野撰,《隋志•经籍二》著录为二十卷;

5《高僧传》梁虞孝敬撰,《隋志•经籍二》著录为六卷。

    然而,上述齐、梁僧传诸书大都遗佚,例释宝唱《名僧传》全书不存,现仅有节抄一卷,现存全书者唯有释慧皎的《高僧传》一书。《高僧传》全书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科,所载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终至梁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计四百五十三载,各科共记僧者(包括附见者)五百余,全书采访极广,务求信实,详如同时代所作僧传。慧皎在“自序”中云:

“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

    由此可见,慧皎于书搜聚甚富,《高僧传》一书除了可补史书对佛教活动、人物等记载的不足外,更重要的是它还保存了许多中西文化交往方面的史料,如西域僧人至内地讲授佛经,翻译经著,内地沙门西渡流沙求法,以及他们所经过地方的风土人情等等,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全的僧传,成为后人撰写僧传的基本规范,同时它还是我们今天研究晋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史的第一部重要典籍。

    下面就慧皎生平事迹以及《高僧传》的其他方面试作些阐述和浅薄的认识,请各位方家多多指正。


    一、慧皎的生平事迹

    有关慧皎的生平事迹,后人并不多见有研究,《梁书》也不曾为其作传,《高僧传》书首所署作者仅有“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后因改换了朝代后,故在前加上一“梁”字成“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其家世、姓名等均不可考。现根据《高僧传》卷十四末僧果的跋尾得知其生平:

    “此传是会稽嘉祥寺慧皎法师所撰。法师学通内外,善讲经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网戒》等义疏,并为世轨。又著此《高僧传》十三卷。梁末承圣二年(公元553年)太岁癸酉避侯景难,来湓城(今江西九江市一带),少时讲说。甲戌年(公元554年)二月舍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为首经营,葬庐山禅阁寺墓。时龙光寺僧果同避难在山,遇见时事,聊记之云尔。”

    很显然,这个僧果曾与慧皎在同一山避难,与其相识相知自然也非一般。根据上述,慧皎生于齐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卒于梁承圣三年。就在慧皎去世后约一百五十年,唐释道宣所撰《续高僧传》卷六“梁会稽嘉祥寺释慧皎传”中也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释慧皎,未详氏族,会稽上虞人。学通内外,博训经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义疏》十卷及《梵网经疏》行世。又以唱公撰《名僧传》颇多浮沉,因遂开例成广,著《高僧传》一十四卷。”

    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宣在其传记中对慧皎所撰《高僧传》的动机似乎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二、慧皎所撰《高僧传》的动机

    在南北朝时期,以僧人传说的史籍最为发达,《隋书•经籍志》所辑四卷中的各种经籍、目录、类书、传记等著述尤为丰富,其中有一人之传记者,有一类之传记者,有一时一地之传记者。慧皎在《高僧传》自序中曰:

    “自尔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传度经法,或教授禅道,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求物,自汉至梁,纪历弥远,世涉六代,年将五百。”

    其意是,近五百年间,虽然西域名僧纷至,沙门间出,通撰传论,但终因录载各异,辞事疏阙,而不复备论。慧皎同时还指出当时一些传记的不足之处,例齐萧子良所撰《三宝记》“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而文体未足”,沙门僧祐所撰《三藏记》“止有三十余僧,所无甚众”,中书郎郄景兴撰《东山僧传》、治中张孝秀撰《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撰《沙门传》“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等等,还谓曰“或褒赞之下,过相揄扬,或叙事之中,空列辞费”,因此慧皎决心通览群作,博咨故老,广访贤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重新辑撰僧传一书,取名为《高僧传》。据《高僧传》自序及其它处所引,得知《高僧传》所引书应在八十余家以上,其不以穿凿误载,贻误后学,主张博览,反对空疏,足见慧皎力求记载正确的严谨著述态度。《高僧传》的传世,证实了它的历史价值的一面,也证实了一千五百年前慧皎“高识”的一面。自唐始,例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三十卷、宋释赞宁撰《宋高僧传》三十卷、明释如惺撰《明高僧传》八卷,他们的体制与慧皎《高僧传》大致相同,可见后世所撰谓“高僧”二字始创自慧皎。


    三、《高僧传》的行世年代

    梁元帝(即萧绎,公元508——554年)在《金楼子》卷二“聚书篇”有这样一段记载:

    “张豫章绾经饷书以《高僧传》之例是也。……又就东林寺智表法师写得书,法书初得韦护军叡饷数卷,……又故潘菩提市得法书,并是二王书也。……遂蓄诸迹,又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

    这里所言“张豫章绾”即为张绾(公元492——554年),曾于梁大同五年(公元539年)后一度曾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内史,而梁元帝时初任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等职,江州即今江西九江市,张绾所赠应是慧皎的《高僧传》,并非裴子野的《众僧传》,从时间上分析,裴子野卒于梁中大同二年(公元530年),不可能在裴死后的九年赠书与梁元帝,况且梁元帝与裴初有“布衣之交”,另外,裴《众僧传》为梁武帝萧衍所“敕撰”,按理说在裴书行世后不会不赠与梁元帝萧绎的。

    其实,证实慧皎赠书与梁元帝萧绎还有以下三个有力的依据:

    第一,梁元帝的生母阮修容为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慧皎也为会稽上虞人,而梁元帝早年亦曾为会稽太守,两人多有交往,可能那时他们早已相识;

    第二,梁元帝与僧人来往也多甚密,据《全梁文》所载,仅他给寺院所作的碑记就有十余处之多。另阮修容亦笃信佛教,与僧尼的接触频繁,梁元帝作会稽太守时,其母阮修容同他住在一起。因此,慧皎作为僧者与他们交往,后通过朋友转赠书物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第三,梁元帝自幼好读书,工书善画,从“聚书篇”所载,就慧皎所搜聚的名家书法看来,正如《高僧传》卷四“义解一”法潜传和卷七“义解四”法瑶传中均曾提到法书事,疑慧皎亦颇通晓书法。这样,慧皎与梁元帝两人的交往沟通就有了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所以通过分析,慧皎的《高僧传》的行世年代应在大同五年前后的时间里。梁元帝萧绎文中“宏普”疑为一寺名,惠皎的“惠”与“慧”谐同。至于后人将慧皎《高僧传》著录为“僧祐《高僧传》”,均为沿袭《隋书•经籍志》之误。


    四、后人对《高僧传》的评价

    慧皎《高僧传》行世后,自然有许多的史学者对它进行评论,其中以释僧者居多。《高僧传》卷十四末王曼颖给慧皎的一封书信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人们对这本书的评论:

    “……一日蒙示所撰《高僧传》,并使其掎摭,力寻始竟,但见伟才。纸弊墨渝,迄未能罢。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兴,年几五百,时经六代。自摩腾、法兰发轸西域,安侯、支谶荷锡东都,虽迹标出没,行实深浅,咸作舟梁,大为利益。因宜缁素传美,铅椠定辞,照示后昆,揄扬往秀。……法师此制,始所谓不刊之鸿笔也。绵亘古今,包括内外。……”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谓,此“《传》成通国传之,实为龟镜,文义名约,即世祟重。……江表多有裴子野《众僧传》一帙十卷,高极省约,未极通鉴,故其差少。”在这一段文字里,道宣特别将慧皎《高僧传》与裴子野《众僧传》作了一番对比,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僧者传记之间的差异。

    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亦谓:“谨详览此传,义例甄著,文辞婉约,实可以传之不朽,永为龟镜矣!”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位学者也曾评价慧皎,他说:“自汉至梁四百余年之重要高僧几为《高僧传》网罗殆尽,慧皎和尚确为一有眼光之史学家。今日治汉魏六朝佛教史者,于其时之僧家事迹必据此书也。”

    当然,还可以从许多的史料中找到对《高僧传》这样的评价,但仅上述数篇足见到对它和慧皎的褒扬。慧皎的《高僧传》之所以得到这样的评价,关键是因为在它的许多记载中,包括高僧、名寺、地点,所有涉及到的年代、事件和经籍等等大多正确无误,文字有条理、有系统,分科清晰明了,其中的体例分类和主次评略都有一定的原则。再从《高僧传》通达简练的文字来看,它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以说,《高僧传》本身也就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


    前面曾提到《高僧传》保存了许多有关中西文化交往方面的史料,例如西域僧人到内地讲授佛经、翻译经著的记载,下面例举一事,实见其一斑。

    卷一“译经上”中正传和附见的僧者计35人,其中从西域徙行汉游的僧者就有23人之多,大抵自西域至洛阳,这些僧者不仅带来了西方的佛教文化,校阅群经,诠录传释,有一些甚至还担任过朝廷官员。自东汉初东来的摩腾、法兰既受优遇,故以致后来的月氏、安息等地域的许多高僧也都纷至沓来。《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中的附见者“支谦”就有这样的记载:

    “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氏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公元147——189年)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遍学异书,通六国语。……汉献(公元190——220年)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

    据后人研究记载,支谦自吴黄武元年(公元223年)始,至建兴年间(公元252——253年)的三十余年,共译佛经传说《阿弥陀经》、《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部。但因支谦来自外域,终不为《吴志》所载,而恰恰是慧皎的《高僧传》的这段记载,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的佛教史研究保存了极为珍贵的一段史料。


参考文献:

1、梁慧皎《高僧传》;

2、梁萧绎《金楼子》;

3、唐魏徵《隋书》;

4、唐释道宣《续高僧传》;

5、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

6、唐姚思廉《梁书》


作者简介:陈智勇,本会会员, 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

镇江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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